第一千一百一十八章 掣肘(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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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卫是乾国海军的重要屯泊基地,与作为维修保养基地的旅顺势同犄角,一起扼守着渤海门户。威海湾内水面开阔,湾口有刘公岛屏障,刘公岛南北各有水道进出,但是刘公岛南侧与威海湾陆地之间的海面过于开阔,防守不易。担心日本海军采用鱼雷艇编队,利用黑夜或雾天偷袭,丁禹廷率领舰队第一次东巡归来后,就立刻着手巩固威海基地防务。与天津、旅顺等地的机器局协商调集水雷各件,并在威海本地赶造挡雷链、木桩等,加强海湾口防御系统。孰料这些举措,竟被清流主战派视为怯懦行为,在身边清流人物有关丁禹廷“首鼠不前,意存观望,纵敌玩寇”的一片舆论喧哗中,年轻的光旭皇帝深受影响。

此前光旭皇帝受户部尚书翁叔平的挑唆和御史言官们的不断参劾,认为丁禹廷将海军的大量巡洋舰用于保护海上航线,专注于往来商船不受损失,“人皆谓海军专以保商船勿失,余皆非海军事”,有意分散海军兵力,“避战保船”,致使实力不及乾国的日本海军“公然出没大洋”,下旨斥责丁禹廷,要他把舰船集中起来,组成“大支游击之队”,寻找日本海军主力进行决战。

对于皇帝没脑子的指责和命令,丁禹廷只能苦笑。

护航本来就是海军的重要职责,海上航线是大乾帝国的生命线,南方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是经铁路运到北方,而三分之二是需要商船从海上运输的,一旦海上航线被日军截断,断了粮的北方会发生什么情况,不用说都知道。

而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清流们竟然能做到让皇帝视而不见!

面对这样的一个黑锅,丁禹廷根本无法和皇帝强辩,好在现下代理主持海部的庆郡王宜邝帮丁禹廷顶了回去,宜邝上奏称“海道为朝廷财赋所自,万不能有失,海军护航为第一要务,非以浪战为能”,“若弃护航而专攻敌,海道为敌所断,朝廷粮饷无着,谁任其咎?”这才让清流们暂时闭了嘴,不敢就海军护航“保船”一事再做诘难,但对丁禹廷“避战”的指责却一直没有中断。

3月12日,朝廷就丁禹廷出巡无功一事正式电诘李绍泉。同日,李绍泉一面下令丁禹廷率领舰队再次出巡,一面以前次丁禹廷急速返回威海,是为布置防务为由向朝廷做出解释。朝廷则顺势抓住丁禹廷布置威海防务一事大做文章,于次日严词斥责“前据电称:丁禹廷寻日船不遇,折回威海,布置防务。威海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固?”并命令李绍泉立刻调查丁禹廷“有无畏葸纵敌情事”,如有则应尽快撤换。

乾国海军于3月20日出发的这次东巡,目的地从上次的汉江口外,改到了朝鲜北部的大同江一带。而出巡的真实用意也与一直以来的普遍理解有所不同,海军的这次行动,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寻歼击弱势日本军舰,实际是为了配合陆军增援平壤,屏护濒海地域的安全,防止日本军队乘间从海上登陆抢占平壤,是一次海陆协同行动,因而这次历时两天的东巡在歼除日舰方面依然没有任何战果。此举随即又引起了清流主战派新一轮的攻击“近日参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清政府高层中清流派甚嚣尘上的局面由此可以见一斑。远处天津的李绍泉无法直接参与辩论,只能通过奏章、电报等书面形式为属下解释,李绍泉明白丁禹廷是因为执行自己和宜邝的指令,以保船为先,避免与优势敌军交战,但在暗涌四伏、政敌如林的官场上,他也只得顺势一面向朝廷解释,一面将责任归结给丁禹廷,严词斥责以作应付,要求他“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作为李绍泉的嫡系部下,丁禹廷深知朝廷中清流主战派势力的强大,以及老上司此时所处地位的为难,也明白那些汹汹而来的指责,表面说的是自己,实际的用意是逼李绍泉交出海军。但那些措辞激烈,乃至言语刻薄的人身攻击,难免不会在丁禹廷心中留下负面影响。3月27日,在向旅顺船坞工程总办龚照屿交涉弹药、水雷的信件中,丁禹廷作了这样的表露:“在海军能出海远行之船,合坚窳计之,得有四十艘,看似众多,而海疆万里,海口星罗棋布,战事一起,处处须得遮防,现又停购船械多年,势力勉强,岂能足恃?兹者,似以如此辽阔之海,概以系之轻减数舶之师,不计数力,战守皆属,虽绝有智虑者亦为之搔首也。数战之后,船若有一须修,复力单而无补。存煤及军械数本不丰,再冀筹添,立待断难应手。后顾无据,伊谁知之!事已至此,惟有驱此一旅,搜与痛战,敢曰图功先塞群谤,利钝之机听天默运而已”。既有面对汹汹议论的悲愤,也颇有几分听天由命的无奈。一个国家的前敌海军将领,在大战临头,外敌叩门之际,却遭到了最高权力阶层的猜忌、拆台,乃至无理的诽谤谩骂,而这却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只是批评者们想借此更换海军提督,夺取被洋务派控制的海军力量,架空削弱洋务派首领李绍泉的实力。一场本应同仇敌忾的对外反侵略战争,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派系争斗内耗的舞台。

受到李绍泉“斥责”后第二天,3月28日,丁禹廷召集乾国海军各舰管带,以及洋员顾问,在刘公岛海军公所内召开机密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为了安排好后路的防御工作,使主力舰队能够解放出来,根据宜邝和李绍泉的指示,丁禹廷下令“龙威”、“平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天津大沽口,协助陆军防御,巩固渤海湾内的防务,“保京畿无虞”,又派“龙武”、“清远”两艘岸防铁甲舰进驻上海,确保长江口的安全,然后调集“扬威”、“扬武”、“超勇”、“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旧式装甲巡洋舰和“济远”、“抚远”、“致远”、“靖远”、“海容”、“海琛”、“海筹”、“海煦”等大批巡洋舰专门组成护航舰队,为商船队护航,他本人于次日率主力铁甲舰“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宁远”及鱼雷巡洋舰“建骥”、“建勋”、“建业”、“建中”、“建鸿”、“建鹄”、鱼雷炮舰“建威”、“建安”、“海鲲”、“海鹏”共15艘军舰以及“福龙”、“福虎”2艘鱼雷艇再次出巡,意在有所斩获,以消弭清流主战派的口实。从意图上看,仍然并不想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发生交锋,而是想集中己方优势力量,寻机歼除弱势的敌方舰船,以达到逐步削弱日本海军的目的。鉴于日军兵锋向平壤、大同江一线推进,日本联合舰队军舰也屡有出没,乾国舰队于4月1日抵达大同江口外海,但并未发现日舰踪影,2日派出“建威”及2艘鱼雷艇进入大同江内仔细侦察。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乾国舰队主力军舰驶出威海基地的次日,4月1日清晨,威海湾内警讯大作,海湾外竟出现了29艘白色的日本军舰!

如同乾国海军出巡其实并不是主要为了寻歼日本军舰一样,日本联合舰队在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行动,也并不像日本民众想像的那么如狼似虎,意气风发。自丰岛海战偷袭乾国运兵船失败后,担心乾国舰队大队会出海决战复仇,日本联合舰队采取的却是一种略似乾国的守势战略,整个舰队主力收缩在朝鲜仁川一带沿海,来往于朝日之间,忙于充当陆军运兵船的护卫而已,并不敢轻易北进与乾国舰队主力接触,这也是乾国舰队几次出巡没有遇到日本军舰的原因之一。

但是不久以后,日本海军的战略突然发生了转变。频繁在烟台、威海两地间活动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向国内递交了战争以来的第11号报告,在这份主要针对海军战略的报告内,宗方小太郎首先分析了乾国海军的情况,判断乾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献策日本联合舰队应该立刻放弃株守朝鲜近海的思想,改为“突入渤海海口,以试乾国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和这份报告提出的作战思想异常巧合的是,3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召集全舰队舰长会议,布置了攻击乾国海军基地威海的计划。21日上午,由“小鹰”、“第七号”、“第十二号”、“第十三号”、“第二十二号”、“第二十三号”等6艘鱼雷艇,以及“快风丸”号鱼雷艇供应舰组成的鱼雷艇部队率先从朝鲜大东河口锚地出发,高速驶向威海。“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山城”、“扶桑”、“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武藏”、“金刚”、“高雄”、“大和”、“葛城”、“天龙”、“赤城”、“大岛”、“爱宕”、“亩傍”、“摩耶”、“鸟海”等本队、第一、第二、第三游击队22艘军舰随后跟进,整个联合舰队几乎倾巢出动。

21日午夜,联合舰队先头的鱼雷艇部队因为航速较高,首先到达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头附近海域,随后隐蔽向威海湾东口航进,意图潜入威海湾,利用黑夜掩护,向港内的乾国舰队发起偷袭。6艘鱼雷艇航行到扼守在威海湾东口海中的日岛附近时,被乾国海军的巡逻小艇发现,港内警报大作,火箭冲天,日岛、刘公岛、威海南帮炮台乃至蚊子船,以及因为锅炉存在故障,留守在港内的“超勇”号装甲巡洋舰纷纷鸣响大炮,开火射击,乾国海军的枕戈待旦由此可见一斑。在乾国海陆的炮火声中,日本鱼雷艇队认为已经失去偷袭的条件,担心遭到损失,返航退往位于北纬35度51分,东经126度91分的隔音岛锚地。

在鱼雷艇队之后出发的联合舰队大队军舰,继之于10日清晨到达。“松岛”等本队及第一游击队主力军舰停泊在外海待机,而由“金刚”、“大和”等第二、第三游击队的二线军舰以单纵队向威海湾东口进攻,意在以二线的军舰作饵,将乾国海军主力诱出威海湾后进行突击,上午7时零3分,日本舰队与威海海岸炮台开始交火,由于发现威海港内没有乾国海军主力踪影,只看到“超勇”和几艘蚊子船,炮战至上午9时30分左右,日本舰队撤退,双方射击时距离过远,均未有大的损失。

日本联合舰队因为乾国海军主力不在威海基地,并未达到最初引诱乾国舰队出港,进行主力决战的目标,于是重新退回执行护送陆军登陆朝鲜的行动。而日本海军竟然出现到了威海湾外,在乾国政府高层中枢引起一片哗然,清流们自然而然将此事归结为丁禹廷无能,断定海军前一日的出巡是为了躲避日本舰队,有关日舰在旅顺、山海关,甚至大沽口出没的谣言也随之四起,越传越奇,一时间整个乾国沿海草木皆兵,朝廷为之震动,严令海军立刻返回,拱卫京畿门户。4月2日,正在海洋岛一带巡弋的乾国舰队主力接到了由海关巡洋舰“金龙”号送到的李绍泉电令,于3日清早6时回到威海,经过紧张的补给工作,15舰2艇于4日再次启航,在丁禹廷统率下开始丰岛海战以来的第4次出巡。

乾国舰队这次出巡的范围收缩到了渤海湾之内,目的变成肃清谣言中出没在各处港口的日本军舰。舰队在庙岛群岛、秦皇岛、山海关、旅顺、大沽一带进行了长时间巡弋,期间还为由大沽装运军械、煤炭前往旅顺的“图南”、“四平”号商船提供护航,此后一直到12日才由旅顺返回威海,在旅顺基地维护修理完毕的“济远”、“威远”、“康济”、“镇边”等舰艇也随之返回。

乾国舰队主力回到威海的第二天,朝廷军机处一改以往通过宜邝、李绍泉指挥丁禹廷的办法,直接电谕丁禹廷:“……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本土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禹廷从重治罪!……”对海军完全外行的朝廷中枢,直接向海军下达了不得越出旅顺、威海一线的战略命令,比李绍泉采取的守势战略更为极端,一纸电文,正式将乾国海军锁死在了渤海湾内。由此可以看出,左右朝廷政令的清流主战派对于宜邝、李绍泉的守势战略并无任何认识和挑剔,其攻击的焦点完全在于替换海军提督而已。此后,清流们对于丁禹廷的攻击并未告一段落,反而越演越烈,至4月15日达到高潮,3名御史、侍郎同日接连上折弹劾丁禹廷,军机大臣翁叔平也在廷议中要求将丁禹廷革职,理由竟然是认为丁禹廷造成了在朝陆军兵败,16日,光旭皇帝正式谕旨革去丁禹廷海军提督的职务,清流们对于李绍泉这个洋务派大佬的政治攻势,获得初步成功。

被逼至墙角的李绍泉,于19日上奏清廷辩论,长篇痛陈海军的苦衷,指出因停购船械装备多年(原本是两年,但在翁叔平的操作下,实际是永远停止)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知道是否是受到李绍泉充满感情的文字影响,还是出于平衡朝廷中各派势利,在决定丁禹廷去留的最后一刻,一直抱病的仁曦太后竟然亲自出面过问此事,5月1日,乾国政府收回前命,下令丁禹廷暂免处分。

在乾国为着派系争斗,将前敌的海军提督逼在夹缝之中,将海军困锁在内海之时。日本联合舰队则在为向朝鲜运兵忙碌地进行护航,自3月1日丰岛海战爆发以来,一直至5月12日,联合舰队先后护送日本陆军数万人到达朝鲜,一时间身着黑色军服的日本陆军,云集仁川、釜山、汉城等要地,朝鲜局势更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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