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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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卫老师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两三年间，先是不明不白地让他到一所疗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调到刚刚恢复的省社科联待命，最后彻底平反，比他那个集团的总头子平反还早。不过说平反又不太准确，查他当年的案卷，发现根本没有结案，也就是说，这是一桩二十五年的糊涂案。所以，当年省委最大的一桩冤案，没法开平反大会，就开了一个欢迎会，好像他外出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如今凯旋而归。然后就是恢复他的级别待遇，补发了部分工资，在省社科联当了一个副职，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带暖气的。

那一年，卫老师刚好满了六十岁，度过了整整一个花甲。当时还没有六十岁一刀切的说法，许多复出的老干部老专家，便将这样的岁月当作第二青春，准备再痛痛快快干上一二十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达摩一伙喜气洋洋去给卫老师闹新房，发现他老人家将小院时代的一应家杂都搬了过来，很不协调地放在一间宽宽大大的空房里，连布局都和当初一样，只是没有了当初那一堵将厨房与卧室分开来的隔墙。

卫老师说，在这间房里，脑子会清醒一些。

卫老师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套家具，床是双人床。达摩一伙开玩笑说，卫老师，这半边是留给新师娘的吧？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肝胆相照，达摩他们与卫老师之间已经变得很随便，像父子，像朋友，还像江湖哥们。

卫老师说，有一个人伴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发现，靠里面的那只床头柜上，放着那听茶叶，年深日久，漆色已经脱落，还生出一些锈迹来。

卫老师的卧室同时还是书房。另一间房，做了客房，里面放了两张单人床，供达摩他们及那些思想流浪者们临时住住。有时人多，客厅的沙发上、地上，还有那间“旧居陈列室”，都可以睡。一次，一个民间的思想理论研讨会开完后，十多个各地来的青年朋友来看他，聊到很晚，便大车店一般，在卫老师家横七竖八四处睡满。只是卫老师的那一间，别人不可以去挤的，而且，卫老师睡前必得关门，好像是一间夫妻两口子的卧房。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岁月，刚刚从禁锢时代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畅快激越的感觉，许多人境遇变化很大，似乎又找到一点儿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感觉。但是卫老师一直没有像他们那样乐观，在大伙都豪情满怀壮志满怀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泼凉水的话。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还要看十年。

卫老师是以文艺理论起家的，到了后来，他的兴趣主要转向思想文化，他重新启用了他年轻时候的笔名——斯卫，写了很多东西，在海内外都有影响。达摩知道，其中许多的思想材料，源于当年他那墙d里的一摞手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

何其业出国之前，几个“青马”成员到卫老师家来聚，说到时局。

何其业说，卫老师，不论怎么说，这个国家还是在进步，您看，我能出国了，您也能说说自己想说的话了，说了也没把您怎么样。

卫老师说，看起来是进步了，但是这种进步远远还不够，要是我们自己都满足了，他们就更不会进步了。有些事，看起来对我有好处，但是其实对他们更有好处。

一个老人，绝决如此，大家也只有慨叹的份了。

卫老师多次对达摩几个说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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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的几个人，日后变化很大。“誓为中华振兴奋斗终生”的何其业和昼思夜想希望办一个《祖国纪事》那样的同人刊物的刘苏，八十年代先后去了美国。曾给“青马”带来许多美好情愫的小咏，成了一个律师。这个当年被大家叫做“我们的索非亚”的狂热女孩，如今一年四季在全球飞来飞去，将乘飞机叫做“打波的”，有时一天要打两次，尽心尽职冷静精明地为自己的客户打官司，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巨大的财富。一次聚会，她说等到退下来，她会写写当年的“青马”。

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当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就提出过这个话题，说这里有关于美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材料。当时，大家对于毛子能从佶屈聱牙的文字中看出如此精微的意义惊诧不已。达摩曾表示半信半疑，于是，毛子就挑出一些段落，一边念，一边解说其中的意蕴与他说的美学或社会学的关联。毛子只比大家年长三两岁，但是他的学问功底，思想d见，有一种师长之气象。所以，当年社科院招收研究生的时候，他就越过本科，以高中学历径直考取了，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这几个人中间，只有达摩，一直在底层，过着草根阶层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精神贵族的快乐与痛苦。

“青马”成员每年都有一些电话往来，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在某处见了面。较齐全的聚会，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何其业、刘苏的一次相约返乡。那正是美国经济的低谷时期，亚洲欧洲也一片萧条，倒是大陆却神奇般地掀起了一股经济热浪，于是，许多人便纷纷返国寻求机遇。当时小咏还在国外，竟也不远万里专程赶了回来。那天由两位美籍华人做东，挑了一家上等酒店，订了一间精致包房，要大家早早去了，说是好畅快聊聊。

见了面，开始的话题总是很“形下”的，工作事业，老婆孩子，住房收入，身体饮食……何其业是去继承了一个终身未婚的老姑妈的遗产，用那笔钱开了一家中餐馆，干了一门最枯燥最没有想象力的行当，但也稳当，十多年来，资产也翻了几番。刘苏也是因了海外关系去的，在那里断断续续读完大学，在一家华人开的电子公司做报关员。两人都算顺利，没有像《北京人在纽约》中那个王什么明去洗盘子。现如今都算中产阶级，有房有车衣食无虞，连孩子都比别人多几个。几人中真正的富豪却是小咏。毛子曾问过她，家产多少？小咏笑笑说，七、八位数吧。何其业、刘苏问了国内诸位的境况。毛子、小咏都在他们意料之中，只是达摩让他们意外。何其业说，当年啊，我的印象是，毛子功底最深，我们叫他“大英百科全书”；小咏毅力最强，冬天还洗凉水澡，我们叫她女拉赫美托夫；达摩禀赋最高，文采也好，我曾对谁说过，以后，最有造就的，非达摩莫属……何其业说着，就没了下文，大家也一时无语。达摩倒笑笑说，早年那一点雕虫小技，不早就江郎才尽了？哪够用到今天？如今有得吃有得喝有得住，可以随心所欲读点书，也很满足了。

几人中，对达摩最了解的是毛子。毛子笑笑说，何其业啊，你真是只看见皮毛看不见骨血，咱达摩才是真正的高人，他哪怕一辈子不出头，也比我厉害。

第二个话题就是怀旧了。如今怀旧成了时尚，况且像“青马”这样风雨惆怅诗意淳厚的往事。说着说着，毛子就兴奋了，他说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达摩说，有人已经写了一篇同题的文章。毛子说，我知道，那是虚写，我们真找，看看当年那些人如今的状态，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看看这些人的精神历程，肯定极有意思。

何其业和刘苏当即就讪笑了，那我们都成了你的砧板上的r。

毛子说，我自己也不是一块r啊？

小咏说，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没看见，那些大文化人一个个都将自己的检讨材料认罪书拿出来印成书了。

男人们最后总是要说到时政的，这是他们的一道大菜。如果一场聚会下来，这一道菜没上，便会有一种饥肠辘辘的空落感，特别是这样一群当年的“青马”。于是从中美说到台海，从中东说到西亚，从南联盟说到北朝鲜，又说到国内的经济状况，吏治腐败，贫富冲突……说着说着，便显出和而不同了。有意思的是，两位去国多年，早已是美籍华人的何兄与刘兄，倒成了反美爱国人士。而在大陆继续受党教育的几位，却对眼下国事微言多多，其中最激烈的，当属达摩。

达摩笑着说，总说到了美国就会被洗脑，你们二位却越洗越红了。

何其业说，你不在美国，没有感同身受，知道的都是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我们从踏上美洲大陆的第一天起，就有一种与从前不一样的感觉。

毛子说，距离产生美。

刘苏说，怕是。刚出国门，心里暗暗骂道，总算是脱离苦海了，从此以后，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愿怎样骂就怎样骂。日子没过去几天，没来得及说，也没来得及骂，却思乡了，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达摩说，是啊，你是思乡，人之常情，可思乡与爱党爱国两码子事嘛。近些年，许多老知青也思乡，思得柔肠寸断。当年指天发誓，以后撒n也不朝那个方向撒的人，终于熬不过，呼朋唤友结伴回乡，去看望当年的土屋当年的乡亲。这只是一种对逝去生命的眷恋，不是热爱上山下乡吧？其实你们的情感也是如此。至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大约总是只因不在此山中。

达摩这话柔中有刚，小咏便接过来说，海外游子离乡背井，有些心里深处的感受，怕也是没有亲历过的人无法体验的。

何其业说，对于国内存在的腐败黑暗，我们在国外，知道得比你们多。但是祖国这些年来的变化，也是摆在眼下的，别的不说，以往我们聚会，乡下的土屋茅棚，城里的小巷阁楼，还要偷偷摸摸，地下党一样。如今登堂入室，第一流大酒店里，打开天窗说，也还是一种变化呢。

达摩笑笑说，小时候，读过一则阿凡提的故事，国王问阿凡提，一边是金子，一边是真理，你要哪一个？阿凡提说，我要金子。国王说，要是我啊，就要真理。阿凡提说，是啊，每个人都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你们在海外，有许多乡愁，就想要爱国。

话一出口，两个华裔美国人就笑了，刘苏说，达摩你这是骂我们呢。

老友之间，多年未见，许多话又常常隔壁错，一时无法展开来说，大家便不再认真了。喝酒喝酒，抽烟抽烟，黄段子、黑段子上场，笑浪一波接一波，总还是个高兴。

聚会上，大家决定第三天一起去探望卫老师。此时，卫老师早已被许多人尊为“卫老”了，只是“青马”这一伙人改不了口，觉得叫卫老师亲切，甚至是他们的一种特权，让人想起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想起那个住杂院，穿脏衣，有一顿没一顿的落难人。大家一算，这一年竟是卫老师的八十大寿，只差一个月。便说好，提前给他做一做。

此时的卫老师已经又有了一个夫人，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她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比卫老师小十多岁，一直独身。她像一个少女一样爱上了卫老师，在大伙怂恿下，终于成就了这一次黄昏恋。据说婚后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将积蓄一生的情感都恣肆汪洋地挥霍出来，又浓烈又铺张，让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青马”几个，卫老师立时激动起来。

何其业说，来看望您，同时还有一个节目，给您做八十大寿。

卫老师在电话里吃惊地问，我这就八十了吗？我有那么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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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咏临时接到客户的电话，要紧事，急匆匆赶往北京去了。其余的坐了毛子的车，来到卫老师家。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卫老师俩口子已经站在那儿等候了，远远看去，像两团火。卫老师和老伴各穿了一件大红缎面金祥云纹的唐装，卫老师下身是一条深色西裤，笔挺笔挺的，老伴是一条同面料的长裙，飘飘逸逸的。更让人震撼的是，两人都是一头银发，宛如火中雪山，有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大家拼命夸奖这一对老人的形象设计。

卫老师得意地说，情侣装，专门到店里量身定做的。

大家凑份子给卫老师买了一套音响和十几张古典音乐cd，用大红纸扎着抬了进去，像抬一个火红的花轿和一应陪嫁物。

卫老师说，你们真害人哪，我一直以为自己才六十多岁呢。

卫老师的夫人姓赵，大家就叫她赵姨。两位美籍华人是第一次见，卫老师就将他俩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夫人。

赵姨说，坐吧坐吧，都站着，看着眼花。

赵姨风度翩翩，神态很年轻。

到底是有了主妇，家里便有了样子。客厅里已是焕然一新，沙发，茶几，矮柜，电视柜，深色原木的，典雅大方。墙上有几幅字画，都是思想文化界几位掷地有声的老人的。

坐下之前，大家嚷嚷要参观一下居室全貌。

卧室已经是那种典型的夫妻房，原来的一套书房陈设搬到那间“旧居陈列室”了。只是那听茶叶，依然放在床头柜上。“旧居陈列室”的那些破烂家杂没有了，成了书房，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书桌上还有一台电脑。几年前，卫老师有些文章发不了，达摩就给他贴到网上，有一些发在纸媒上的，网上也常有转载，还有各样的评论，加上海内外一些人要给卫老师发电子邮件，传送文稿，这样，卫老师两口子，两个白发老者，就被上网络了。卫老师自诩是中国最老的网虫，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百足”，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没怎么用。卫老师说，先抢注再说，这么个好名字，别给人家弄跑了。

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d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交响曲》，原来叫《列宁格勒》，既是写战争的残酷，但更多的是记录着斯大林时期国内的压抑。我还买了一张唱片带回国，列宁格勒交响乐团演奏的，后来给抄走了。

何其业说，您现在想听听吗？

何其业说着就摁了遥控开关，四个音箱便一起响起那沉重、恐怖、y郁又焦虑的旋律。听着听着，如军靴践踏心脏的军鼓声响起来，卫老师突然慌乱地说，关掉关掉……以后我慢慢听。

大家都有些惶然，何其业便关掉了。

卫老师有些窘迫，自嘲一笑说，哎，年纪大了，人变得脆弱。这个曲子，我以后听，听之前，得吃点药。大家难得一聚，说些高兴事。

于是大家就问起卫老师身体。

卫老师说，身体嘛，你们看见了，外面就是这样，里面据说都没什么大问题。二十多年前，我就觉得自己没几天活了，没想到又活了这么久，特别是你们赵姨嫁过来之后，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是谁说的，爱情让人年轻，比补品还有效。

大家便笑。

卫老师说，赵姨是我的第三道茶。毛子问，此话怎讲？

卫老师说，第一道茶，还没泡出味道，给人倒掉了。第二道，刚闻到香，没喝成。这第三道，才真正品出了它的芳酽来。

赵姨一边听着脸上就有些羞色，半嗔地对达摩他们说，你们这个卫老师啊，活着活着，就从一个倔老头活成一个皮孩子了，什么话都敢说。

卫老师说，是啊，年轻时，干革命，没功夫说。后来，反革命了，没资格说。现在再不说，更待何时？

何其业和刘苏身在海外，有时也从那边的媒体知道一点卫老师的消息，便问最近境遇如何？

卫老师想想说，要和五五年比呢，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尽管有人也不喜欢我，但不会再弄到监狱里去了，最多找点小麻烦而已。付出了代价，世道毕竟不同了。当年，他们是真理的化身，是道德的化身，是人民大众的化身。当时，连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呢，他们尽管嘴巴上也这么说，但是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倒是我，比他们要理直气壮一些。大家都看见了历史，也看见了现实，要讲道理，他们不一定讲得过我。所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最好。反正知道，我活不过他们。

何其业说，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长久。

卫老师说，是啊，道理是这样，但是时间也很厉害，中国人历来健忘。

大家说了许多，又悲观起来。

毛子说，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稳稳，有饭吃，有衣穿，仅此，足矣。

卫老师说，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

话题沉重，大家就不想再说下去。一直没怎么多说话的何其业便说到那架钢琴。

达摩一进来，就发现客厅里最大的变化是多了一架钢琴。

卫老师说，去年买的，送给夫人的生日礼物。

赵姨说，说是送给我啊，其实是让我给他当乐师呢。

卫老师说，我后来才知道，夫人年轻的时候弹得一手好琴。你们说，如此近水楼台，哪能不先得月？再说，这个岁数，弹弹琴，怡情养性，活动手指，可以长寿呢！

于是大家便请赵姨弹琴。

赵姨弹了几段小品，听那优美的旋律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手里流淌出来，特别让人感动，大家就拼命给她鼓掌。赵姨不好意思了，说手指头还没找回来呢，大伙唱歌吧，我给你们伴奏。其实啊，这琴买回来，就是给你们卫老师伴奏用呢。他要啥我就得弹啥，比卡拉ok还听话。

相交多年，大家从未听说卫老师能唱歌，于是起哄要卫老师唱。

卫老师说，唱吧，其实我一直在唱，当年关着，就在心里将那些歌一遍一遍地唱，要不然我早就死掉了。出来了，那种孤寂比关着更深重，依然不停地在心里唱，不然也会死掉了。好，给大家唱一首俄罗斯歌曲《在贝加尔湖草原上》，不知道这张已经用了八十年的肺，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说完，赵姨的过门就响起来了，卫老师很准确地接上过门，唱起来。他的音准、节奏都很好，乐感也很好，声音有些沙哑，便有了一种与歌曲意境相符的苍凉：在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在群山里埋藏着黄金

流浪汉背着粮袋慢慢走他诅咒那命运的不幸

他身上那破烂的衣衫缝着许多大小补丁

他头上还戴着一顶破帽身穿监狱的灰色长衣

为真理曾受尽磨难在黑夜里逃出监牢

他行走得筋疲力尽贝加尔湖展现在眼前

流浪汉他走到了湖滨乘上渔船开始航行

他独自在忧愁地歌唱歌唱着祖国的苦难

那微风在轻轻地说道流浪汉你逃跑也枉然

苦命人已不痛苦人世间他无依无靠

流浪汉他渡过贝加尔湖年老的母亲迎接着他

啊你好啊亲爱的母亲父兄们可过得安宁？

你父亲早长眠在地下一黄土掩埋着他

你兄弟已锁上了铁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首歌几乎就是给卫老师写的。这么多的歌词，他居然一个磕巴都没打就这么一直唱下来，想他当初是如何一遍一遍地唱过它。只是那曲子又宽阔又沉重，那用了八十年的肺真有些吃不住劲了，到了后来，何其业几个含含混混呜呜啊啊便跟着一起合唱，见有人加入，卫老师便又起劲了，越唱越有力量。

唱完后，连赵姨也激动得给他鼓起掌来。

卫老师长叹一声，哦，长歌当哭，长歌当哭啊。

唱歌有时会像山火一样，一旦燃着，便蓬蓬勃勃烧起来，扑也扑不灭。赵姨呢，不再需要卫老师点出歌名，径自一首首往下弹去，有时刚唱完一段，她便转到另一首。卫老师唱的歌，大家大多也会，不知是为了给老人帮衬一把，还是自己也喉咙痒痒，反正到了后来，每一首都成了合唱。有时候，会留出一两句让卫老师独唱，音域高，用力大的，何其业独唱。反正那境界渐至浓郁，渐至淳厚，有些让人沉迷了。赵姨弹的，卫老师唱的，大多是俄苏歌曲，也有一些西方民歌或中国早期左翼歌曲，如《夜半歌声》、《梅娘曲》、《黄河颂》，还有那首早年进步青年们对共产党充满景仰甚至崇拜的歌《你是灯塔》。

忘情地唱了许多。赵姨突然停下说，不能再唱了，你们卫老师今天晚上要睡不着觉的。

大家发现，卫老师脸色微红，额头上沁出一片细密的汗粒，眼神也有些恍惚。于是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喝茶，接着聊天。

达摩说，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问您。又觉得，这样的问题，可能对您来说，有些残酷……

卫老师从刚才歌唱的沉迷中缓过神来，有些惊异地说，嗯？

达摩说，时隔大半个世纪，您现在对您年轻时的追求、奋斗，怎么看？

卫老师意味深长地一笑，说，果然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但也是一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一些老头子在一起，也互相问过这个问题，说法很多，也很不一样，有的很理性，有的带着感情色彩，有的是自己思考过后的话，有的呢，只是多年来被植于自己大脑中的套话，自己不自知而已……这样说吧，首先，我把它放到历史的背景中来看，与其说是我选择了革命，不如说是革命选择了我，就像一粒种子，在一个特定的时候从树上落下来，被一阵偶然的风吹到某一处。那一处的土壤、阳光、风雨让它生长起来……这一切，种子自身几乎没有选择，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那个时候的许多青年，应该说都是这样。“五四”以来蓬勃于全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日本入侵华北后的危急情势，年轻人对于当局的天然的反叛与质疑，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与“五四”思潮非常吻合的社会主义思潮。在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政治诉求，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现实性，你们只要看看当年共产党的报纸、刊物、书籍，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有才有德有志的青年男女，会抛弃个人前程，抛弃舒适的生活，甚至抛弃家庭亲情，投身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我刚才唱的那首《热血》，就是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夜半歌声》的c曲：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着博爱平等和自由——那时候的青年，比今天的更单纯、更热血，除了“五四”的影响，同时还有传统文化中那种“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和牺牲精神。所以，那样的时代，一个优秀青年，去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简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特别是其中那些衣食无虞家境富足的年轻知识分子。

卫老师沉寂了一下，喝了一口水，似乎在寻回刚才的话题，然后就接着说，我记得从前就对你们说过，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恐，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我记得，在我的交代材料中，我一方面对自己的罪过无情剖析，一方面又为自己努力辩解，我辩解的事实就有，我是如何在大学时就追求进步的，我是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我是如何参与了建国后一系列思想改造文化批判的，我一一列举了我当时写下的一篇篇文章，以此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直就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

达摩说，您说的这些文章，我曾在图书馆看到过几篇，我记得有一篇很大的文章，是批《武训传》的。

卫老师说，是的，那篇文章我至今还记得，题目是《从〈弗兰茨？济金根〉到〈武训传〉》。批判的理论依据，直接来源于马恩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济金根》的批判。这种方式，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最常用的，也是最得心应手的，看起来温文尔雅，有理有据，但是骨子里却是最粗暴的教条主义，拉大旗做虎皮，置人于死地。我自己后来吃亏最大的，也在这一点上。几年以后，我看到报纸上几篇批判我的文章，简直就是从我的一类文章直接套去的。达摩你说到的那些文章，是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永远的伤心地，鬼门关。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想过，如果没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说到这里，卫老师望着大家，似乎想从大家脸上看到一点他们的答案，大家便意味深长地笑。

卫老师说，所以，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后，是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说到这里，卫老师环视大家一眼，似乎在征询大家的意见，不知对他的这一番说道满意否。

大家都很感动，也很沉重。原本是一次高高兴兴的祝寿，现在倒成了一次灵魂的审判。达摩对自己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问题隐隐自责起来。

卫老师反倒起了兴致，又问达摩，还有问题吗？

达摩调皮一笑说，不说了，今天说这些有点冲了喜庆呢。

卫老师说，这才是大喜呢，吾日三省吾身，能在耄耋之年，洁净身心，人生一大快事也。再说，有些问题，是要在诘问中才能想到的。说吧。

达摩笑笑说，这是刚刚想到的——许多年来，一直听到您对极左文艺、意识形态文艺的批评，可是您一唱起歌来，就是这些东西啊。

大家就笑起来。

卫老师也笑，说，厉害，又戳到痛处了。苏联解体之后，我又去过一次俄罗斯，离我第一次去，相隔四十年。心情非常复杂。我熟悉他们很多的作家艺术家，随口就可以说出一大串名字来，有的我还见过。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历史遗忘了，唾弃了，有的在痛苦与自责中自杀或死去了。这种悲怆，一个局外人很难体会得到。我们和他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同病相怜。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喂大的。红场还是那个红场，冬宫还是那个冬宫，涅瓦河也还是那条涅瓦河，甚至那艘世界闻名的阿芙乐尔战舰都还停泊在那里……但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不见了，那些狂热地献身于它的人们也不见了。客观地说，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极有才华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哪怕在沙俄时代，他们都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沙俄时代那一串串灿若星辰的名字，他们的小说，他们的绘画，他们的交响乐和他们的戏剧，依然是俄罗斯甚至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但是苏联时期的那些天才们不见了，很少人再记起他们。大街上，到处是漂亮健壮的男女青年，温文尔雅的老头老太太，他们穿着都很时髦，都很讲究，似乎他们的世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当然，还有穷人，酒鬼，和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俄罗斯的姑娘真的非常美丽，一种很高贵很典雅的美丽。那个姑娘穿着一件裘皮大衣，戴着一顶裘皮帽，当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得发呆了，很没出息，是不是？就像看见安娜？卡列妮娜一样。

卫老师带着孩子气地看了自己夫人一眼，赵姨则报以意味深长的一笑，大家也都跟着不怀好意地哄笑起来。

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y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